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营养学硕士

食物主权按

每当媒体上曝光某食品可能危害健康，定有专家出来辟谣，指“不谈剂量就是耍流氓”或者“经过质检的就是安全的”。我们不禁要问，食品安全仅仅是剂量问题吗？是谁在替我们定义“安全”？

《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的作者玛丽恩·内斯特尔点出了食品安全的关键。曾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HHS）的营养政策顾问，也是美国农业部（USDA）和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智库机构“营养与科学咨询委员会”（NSAC）的成员，内斯特尔指出食品安全的核心问题是：食品政策应该由受益最多的人来决定，还是应该由承担风险最多的人来决定？这是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所有问题的关键，但它不是科学家和科学技术可以回答的，而是需要靠政府和民众在社会政治及国际政治的层面来解决的问题。因此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问题。

同样在转基因议题上，大众面临着收益和风险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推广转基因的最大得益者是转基因公司及其联盟的科学家、政客，而承担风险的却是农民、消费者和生态环境。（事实说明，转基因对不少地区的农民已造成切实危害。）那么转基因安不安全、该不该用，就不是专家说了算，解决转基因争议最终要靠一套保障人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共同参与决定的人民民主制度。

**点击文末“原文阅读”，一部电影看懂何谓食品安全。

《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封面，玛丽恩·内斯特尔（Marion Nestle）著，加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正文

本书的书名叫《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那么，什么样的食物才是“安全的食物”？为什么说“食品安全”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在开始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之前，我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只要食物中某种有毒有害成分（农药残留物、食品添加剂、动物抗生素药物残留、细菌微生物等）没有超过一定的标准，那么这种食物就是“安全的食物”。所以，一个食物在这个国家中是安全的，但在另一个国家中可能就不是了；或者一个食物曾经是安全的，但现在或者将来可能就不是了，因为判定食品是否安全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即便食品中这些物质超标，但没有造成人员生病、死亡，或造成生病、死亡的人数极少，又或者生病、死亡距离食用食物过了很长时间，无法认定生病、死亡与食用食物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这些食物也可能会被看成是一种“安全的食物”。这是从后果和风险的角度来进行判断的。

由此可见，在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食品安全标准”和“后果与风险评估标准”是判断食品是否安全的两个最重要的准则。

但问题是，谁有权力来制定和解释这些标准，或者说，谁在制定和解释这些标准？他们又是如何制定和解释这些标准的？谁在这些标准中受益了或受益最多，谁又在其中承担了风险或承担了最多的风险？食品政策应该由受益最多的人来决定，还是应该由承担风险最多的人来决定？这是理解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所有问题的关键。但它不是科学家和科学技术可以回答的，而是需要靠政府和民众（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还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在社会政治（及国际政治）的层面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书名叫《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的原因，也是本书作者玛丽恩·内斯特尔（Marion Nestle）分析诸如食品细菌污染与食源性疾病、食品生物技术与转基因食品、国际食品贸易与食品生物恐怖主义（food bioterrorism）以及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切入点和落脚点。

玛丽恩·内斯特尔

玛丽恩·内斯特尔是纽约大学营养、食品与公共卫生“宝莲·高黛讲座教授”（1988-2003），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康奈尔大学营养学客座教授，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营养学硕士学位、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HHS）的营养政策顾问，是美国农业部（USDA）和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智库机构“营养与科学咨询委员会”（NSAC）的成员，同时也是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和畅销图书作者。

下面围绕上文提及的那几个问题，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共有八章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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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抵制食品安全监管”（1—4章）。作者考察和分析了自20世纪初期、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美国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中，美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农业与食品企业和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解释和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众多合力或者博弈之下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所发生的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还是农业与食品企业，都不想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者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他们都在竭力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执政政府的信用和民众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执政能力也会受到怀疑；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更不想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特别是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因为巨额的产品召回费用、医疗费用、法律诉讼与赔偿费用等，可能会让一个资产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大型企业因此而瞬间倒闭。但是问题是，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还是一再发生？

美国每年因食品细菌污染（主要是弯曲杆菌、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等）所导致的食源性疾病使7600万人患病、32万多人住院、5000多人死亡。谁又该对此负责？

作者认为，除了因食品供应链非常长、涉及环节非常多，因而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之外，主要的原因还是——政治问题——资本的利己性使得企业总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回报，并为了获取更大的回报而牺牲民众利益与公众健康，他们用资本去影响政治选举和操纵食品政策，或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与媒体工具向政府施压、游说政府和掩盖事实真相、推卸责任。比如，美国负责农业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几个部门，如环保部（EAP）、农业部（USDA）、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HHS）等部门的官员和职员，很多曾在农业与食品企业工作过，或者卸任以后大部分都去了这些部门工作；此外，还包括农业与食品企业向美国总统大选与国会议员选举提供选举资金，以及为了降低成本而大量雇佣无法保证食品安全的非法劳工移民（移民政策），等等。

总之，作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问题，不是仅靠科学技术（如，巴氏消毒、辐照灭菌、真空包装）和对公众进行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教育就可以解决的。事实上，政府和企业这样做，只是在掩盖食品安全问题的真正原因，并把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推到了细菌和消费者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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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代理食品安全监管：食品生物科技的讽刺性政治”（5—8章）。在这部分，作者主要介绍了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美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情况，并解释了民众为何会强烈地反对转基因，以及挺转基因者与反转基因者之间真正的分歧在哪里；同时，还分析了跨国企业与多国企业、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国际消费者维权组织和食品安全及食品安全监管之间的复杂关系。

通过对“星联玉米”（StarLink Corn）和“黄金大米”（Golden Rice）等诸多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的深入分析，作者指出：民众之所以反对转基因食品，并非仅仅是出于对这一陌生的新生事物的恐惧，或者如一些支持转基因者所言“反转基因者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和“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消费者维权组织、非转基因企业）的挑拨和利用”这样简单，尽管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民众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背后还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政治原因，以及对“安全”、“风险评估与行为决策”的两种不同理解（玛丽恩·内斯特尔将其称为评估安全风险的“两种文化”：science-based和value-based）。

想象一下，在我们的面前摆放着一种我们从未见过、从未吃过、也从未听过的陌生食物，现在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吃还是不吃？（行为决策）如果决定吃这种陌生食物，那么安全和不安全的发生概率各占50%，即吃这种食物可能安全、也可能不安全；如果决定不吃，那么安全的概率是100%，不安全的概率是0，因为如果不吃这个食物的话，也就谈不上什么安全或不安全了。（风险评估）但是，我们又会陷入另一个选择难题，即收益与损失的风险估计，有四种情况：1. 如果这个食物是安全的，我们吃了它；2. 如果这个食物是安全的，我们没有吃它；3.如果这个食物是不安全的，我们吃了它；4.如果这个食物是不安全的，我们没有吃它。

我们每一天、每件事、每个行为都是在进行着类似这样的复杂分析与决策，只不过我们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而已，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或者“凭着感觉”就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风险和收益之间会做出一个“自我认为”的最佳选择——无论是个体决策还是组织决策，无论是所谓“理性决策”还是“感性决策”，做出的决策都只是“自我认为”的最佳决策。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是有风险的、后果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每种决策都会设置一个“可接受”的风险范围（概率），在统计学上叫“置信水平”或“置信区间”。所以，当我们说“安全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说“风险问题”。

对于转基因技术而言，我们既不能证明它安全，也不能证明它不安全。但是，现在政府要做出一个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决策——是批准它，还是不批准它？这就像上面给出的例子一样。但是，政府决策和个人决策是不同的。个人决策，如果是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那么无论这个决定所造成的后果如何，都只能“愿赌服输”，因为“路是自己选的”，怨不得别人，而且这个决定只影响自己，与别人无涉。但是，政府决策通常是建立在强制、强迫的基础上的（即便是全民公投，也是少数服从多数，总有一部分人会是“被迫的”），政府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法律或政策）都会影响很多人；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个人决策中，收益与风险都是决策者自己承担，但是在政府决策中，通常强势群体会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弱势群体则常常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就像玛丽恩·内斯特尔在书中抱怨美国食品监管体系时所说的：“除非那些负责食品安全问题的国会议员‘食物中毒’，否则他们是不会通过任何一项有利于公众健康的法案的”。

所以，民众反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实际上并不是在反对这项科学技术，而是在反对政府和企业剥夺了自己的知情权、同意权、选择权以及收益与风险的不公平分配等。这一点在“星联玉米”和“黄金大米”等转基因食品事件中表现的非常明显（限于篇幅，在此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可以自行百度）。因此，玛丽恩·内斯特尔认为，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技术问题。如果政府、农业与食品企业要想推广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真正要做的是——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同意权和选择权——提高转基因农业与食品政策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建立（转基因）食品流通追踪制度（类似于快递信件/包裹追踪系统那样），加强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能力，在食品包装上明确标识“转基因食品”标签等；而不是去指责民众“愚蠢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或“人为制造对转基因的恐慌”。

史蒂芬·德鲁克与他的著作《改变的基因，扭曲的真相》，揭露转基因科研界和产业化背后的利益纠葛

某些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或科学人士，把转基因技术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火车和铁路在晚清中国首次应用等相类比，这是混淆了农业与食品科技和那些科学发现与科学技术的本质区别——食品，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像火车和铁路那样的可替代品；而且，与空气、阳光、水等不同，大部分的食品都是人类自己生产而非自然提供的，因此它是一种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产品，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质”和完全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东西；特别是，食品是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商品，它具有很长的产业链和放射性的产销网络，连接着自然、社会和人，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而不是像“地心说”或“日心说”那样，更多的是一种科学学说、价值观念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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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食品安全的未来：公共健康与生物恐怖主义”。玛丽恩·内斯特尔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日趋严峻的时代背景下，全球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主要挑战是“食物恐怖主义”（food bioterrorism）——指恐怖主义组织故意将病毒、细菌等有毒有害物质投入人类食品供应系统中以达到某种政治企图的行为（food bioterrorism）。因此，要应对这一严峻挑战，就需要建立全球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而这同样也离不开政治。

文章来源：复旦人类学之友 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推荐 | 《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的政治》” ；复旦人类学 李鹏程 推介；裴阳蕾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