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阿里尔大学

万蜜

以色列阿里尔大学

四年前,当准备好所有“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材料后,Dima终于获批移民以色列。他开心地离开以色列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移民柜台,但立马又转身回去,问了移民官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我能很快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们在乎谁移民吗,教授?那些更受教育的人?还是其他?”

移民官摇了摇头,“不会,我们只确认你是否是犹太人。每个犹太人都有权利回来。”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国,此后这个地中海小国虽然多次经历战争,但人口翻了十余倍,达到了如今的800多万人,其中600余万是犹太人。我在以色列旅行期间,碰到的本地人来自全球各地,如哥伦比亚、阿根廷、美国、法国、俄罗斯等,他们聚集在此,学习一起生活,共同打造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耶路撒冷旧城全景 本文均为 万蜜 图

何为犹太人?

Dima今年57岁,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在苏联时期做了6年记者,后来进入高校任教,主要研究政治与媒体的关系。移民以色列后,他工作于阿里尔大学(Ariel University)。

他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俄罗斯社区,除了家里被束之高阁的那本犹太百科全书,周围几乎没有任何犹太元素。

“我6岁时祖母就去世了,我父亲是犹太人,可事实上,他从未去接触犹太相关的东西,从未去过犹太教堂,从没研究过犹太教。我在此前,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Dima说,或许自己生长在叶卡捷琳娜地区,远离东欧,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未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遭受过任何排挤。他唯一的犹太证明,是曾经俄罗斯护照文件上的标注。

促使他最终于2016年去以色列寻根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近些年俄罗斯经济与学术环境的每况愈下,他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

三年后,因机缘巧合,我和Dima坐在了成都的一家咖啡馆。他的话语饱有授课时的激情,几乎鲜有停顿,我们密集地聊了近四个小时的苏俄和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和他们背后的检查站

我问他,“你觉得何为犹太人?”这是我去以色列之前脑海里一直盘旋的问题:这个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民族,靠什么来维系他们的认同?

一位以色列记者阿里·沙维特在他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悲情与荣耀》中写道:“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这也是大多数的观点:并非国家造就了犹太民族,而是共有的宗教和文化,以及共同面对的外邦人的隔离,让这群人成为犹太人。

显然Dima的情况并非如此,虽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犹太的宗教和文化对他来说却只停留在字面上,他没有受到过社会隔离,也早已浸润在俄罗斯的文化体系里。如何辨别一个犹太人?他笑道,“我们开玩笑说,大家不光看你的护照,还会看你的长相。”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鼻子就能认出他是不是犹太人。”Dima的鼻子较大,鼻梁高,两侧鼻翼厚——这在我眼中却是所有西方人的鼻子。“还有悲伤的眼睛。”他补充,这就是他们自己眼中犹太人的典型长相。

光有长相不行,在获取移民以色列许可的时候,他需要用尽全身力气,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第一次去时,移民官告诉他,准备的材料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往上三代的亲属关系证明、相关照片、祖父母何时何地结婚的证明、甚至祖父母的墓地照片等等。幸运地是,Dima找到了祖父母的婚姻登记资料,上面清楚地写着他们的结婚时间和双方民族,即犹太人。他还找到了祖母的出生证明,上面标明祖母的父母也是犹太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一片荒芜的犹太墓地中,找到了祖父的墓碑,从各个角度小心翼翼把大卫星、希伯来文等标志和墓碑拍在一起。这样,第二次去移民柜台时,他才顺利拿到了许可。

正在服兵役的以色列年轻女性

“其实很多人都被拒绝了,即使他们很犹太,有着犹太鼻子,但他们没法证明自己,那也没办法。”Dima说。

195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回归法》(Law of Return),规定任何犹太人及其配偶,都能获得以色列国籍。而界定犹太人的标准,是你只要拥有一位犹太祖父母或者皈依了犹太教的祖父母就可以了。

这个相当宽松的定义,并非来自犹太传统律法,而是沿用了1935年纳粹的《纽伦堡法案》。以色列如此做,向全世界宣告了为所有犹太人提供庇护的决心。如果你身体里流淌着犹太血液,那你就是一个犹太人。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无关乎你是否还在坚持犹太文化、信仰犹太教。

大马士革门外的游客

内部冲突

Dima只是上百万选择移民以色列的前苏联犹太人之一。如今全球1370万犹太人中,几乎一半都住在以色列。以色列的复杂,不仅在于永不休止的巴以冲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冲突,还在于各种交织于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坚守犹太传统还是拥抱现代文明?固守于移民前所在地的文化习惯,还是相互磨合改变?信仰宗教、远离尘世,还是积极投入热闹的酒吧,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

除了少部分原本就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以色列还有从阿拉伯世界迁移过来的东方犹太人、来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等。他们拥有不同的籍贯,携带着各异的文化、信仰与政治主张。

不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在建国之前就广泛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第一批欧洲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地区时,便遭到了本土虔诚犹太人的抵制和鄙夷。在后者眼中,他们极端世俗,完全背离犹太传统。随着后来上百万世俗的前苏联犹太人的到来,宗教虔诚与世俗间的冲突越来越大。

伯利恒的隔离墙

极端正统的犹太人又称哈瑞迪人,他们严格遵守犹太传统与规则,与世俗划清界限,有的甚至反对以色列主动建国,主张要等上帝来结束他们的流散。你若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到头戴黑色帽子、穿着黑色长袍外套、鬓角留着长发、行色匆匆的人,那他们大概率就是哈瑞迪人。不要上去搭讪,因为他们一般不与外人接触,尤其是异性。

哈瑞迪人14岁以后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不用纳税,接受政府补助,还不用服兵役。建国初期,每年大约只有400人左右的哈瑞迪人免除兵役,但因为他们的高生育率(平均每个哈瑞迪女性会生6.2个孩子,而其他犹太女性只生2.4个),到2010年,每年免除兵役的哈瑞迪人达到了6.25万人。他们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一大隐患。

一位欧裔的年轻犹太人向我抱怨,“这群人在做着自欺欺人的事情!”她对犹太极端正统派非常不理解,认为他们的教条有时候简直不可理喻。比如为了遵从在安息日绝对不干任何事情的教义,有的哈瑞迪人会把电梯设置成每层都停,这样就不用按电梯了;不吃地上养的猪肉,就在猪和土地之间隔一层木板,表示这不是生养于地上的猪。“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她反问我。

一方面,宗教和世俗人士互相埋怨。另一方面,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于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的收入,大多处于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又看不起那些贫困保守的其他犹太人。

圣墓教堂内的信徒们

在如此复杂的国度里,Dima初期过得并不顺利。虽然身为犹太人,但周围的世界于他完全是陌生的。他听不懂人们在说些什么;拿到罚款单,因为看不懂具体内容错过罚款日期,被迫缴了双倍的罚金;一直到现在,由于希伯来语未达到相关水平,他还不能在大学授课。

在过去53年的俄罗斯时光里,他没有遇到过这些困难。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重新学习语言,重新认识周围的人和社会,学着和自己的民族同胞相处。

多元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因为复杂而包容。Dima告诉我:在耶路撒冷,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了避免争端,最好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然而,我在耶路撒冷待了6天之后的体会却是:你可以自然而然和遇到的每一个人谈论信仰,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清晨,我早早地登上橄榄山,俯瞰整个耶路撒冷。耸立在最高处的圣殿山上,圆顶清真寺的金顶折射出朝阳的柔光,它的左侧是拥有深棕色圆顶的“最遥远的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旧城的城墙在下面蜿蜒延伸至远处,城墙下则是起伏的现代公路。

圣殿山是世界上最神圣也最充满争议的地方之一。它是犹太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在地,耶稣曾在此布道,赶走把圣殿当作集市的人。同时,它还拥有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两座清真寺,穆罕默德在这里升天。

哭墙前祈祷的人

圣殿山所在的旧城被完全笼罩在一片金黄中,古老的石头建筑密密麻麻排列在一起,分不清边界,教堂的钟声从远方缓慢而至。大批游客还没到,我得以在橄榄山上享受片刻安静。传说橄榄山是基督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地方,所以约15万信徒选择葬于此处,他们早早地占好了位置。

沿斜坡往下,人多了起来,《圣经》中一个个故事发生地在眼前铺开:有抹大拉的玛丽亚教堂,纪念这位被耶稣拯救的妓女;有传说耶稣的被捕地客西马尼花园,花园里栽种着全世界最古老的橄榄树,其中3棵经科学测定有2000余岁;还有圣母玛丽亚之墓,昏暗狭小的地下空间挤满了朝圣者和游客。

我就这样下山,又在人流中被推进了旧城,差点涌入穆斯林才能进入的圣殿山北门(非穆斯林只允许从哭墙上的摩尔门进入),然后因为没有头巾显然是非信徒而被拎了出来。

除了圣殿山,旧城基本可以划分为基督徒区、穆斯林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各种各样的人和宗教信仰在这里相遇。我用了一小时挤进旧城,跟着络绎不绝的人走了苦路(耶稣背着十字架,在生命最后走的路程),排了三小时队拜访了耶稣受难的圣墓教堂。然后好不容易穿过人群,用头触碰了上千年历史的西墙。我的周围有来自美国、台湾和韩国的朝圣团,有对宗教知之甚少的观光游客,有裹着头巾赶路的阿拉伯人,还有吆喝不断的俗世买卖者。然而遗憾地是,人群中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属灵气息。

晚上我精疲力尽回到青旅,同屋的一个德国姑娘正在收拾东西,她颇有兴致问我去哪儿了。我向她讲述自己所见的旧城,虽然厚重,但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游客和商业的压力。

她笑了,“我感受跟你一样,实在太多游客,不过我只要一站到西墙前,就会情不自禁流眼泪。”这位德国姑娘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耶路撒冷,她认为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找到一处被感动的地方,于她而言是西墙,于我,只是需要更多时间。

第二天德国姑娘离开了,住进来了一位从哥伦比亚移民来的五十多岁的犹太阿姨,她有事要短暂在耶路撒冷停留。我还没开口问她的信仰,她就开始在床上开始了打坐冥想,完了极力向我推崇这种生活方式。

耶路撒冷新城

年轻一代

尽管承认耶路撒冷确实有数不清的宗教圣地,但20岁出头的Daria认为,有时游客比他们以色列人还要热衷于去看那些宗教事务和犹太历史,比如她不理解我如此不厌其烦地进入每一座犹太教堂,“这些教堂里面都大同小异,看一座就够了吧!”

她很小就和父母从乌克兰移民以色列,和周围的朋友一样,她崇尚自由,不怎么笃信宗教,也很少主动回顾犹太人的伤痛历史。没有经历过颠沛流离,大屠杀对她只存在于教科书中。Daria说,“我并不是对犹太历史没有感情,只是我从小学就开始听大屠杀的故事,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去大屠杀纪念馆,高中就去奥斯维辛……我已经习惯到没有感觉了。”

面对耸人听闻的巴以冲突,她的态度也极为轻松,“不要大惊小怪,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她告诉我,自己一位朋友的亲人就是在排队的时候突然被枪杀的,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巴勒斯坦人一到夏天就开始扔炸弹,到处放火。“但又怎样呢?”她双手一摊,“生活要继续。”

她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我们一起吃饭时,面对我的种种就餐习惯(比如我不吃葡萄皮,不吃番茄皮),她会睁大眼睛,用极其夸张的语调“质问”我,“你竟然不吃皮,为什么?!你太奇怪了!”

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自由,关心平权。在特拉维夫,同性恋可以公开生活在一起,你可以在摇曳多姿的夜里,去体验这座城市热闹的同性恋酒吧。耶路撒冷也不例外,6月底,这座城市会有LGBT群体的大游行。

我住的亚伯拉罕青旅是耶路撒冷非常老牌且受欢迎的一家,除了接待游客,他们还会定期举办一些本地人参加的活动。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场现场表演:“阴道独白”。演出一半是英语,一半是希伯来语,几位年轻女生站在台上,用希伯来语高声说出“阴道”这个词,反对对女性的暴力,颂扬女权。

正在服兵役的以色列年轻女性

对犹太传统的反叛与回归

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初,其实就是对犹太传统和历史的反叛。他们愤怒于只接受驱赶和迫害的绵羊般的传统犹太人,渴望创造“新犹太人”,拥有强健体魄,会主动反击,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追求新的身份,以色列最早的四位总理还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表示与过去决裂。

上世纪三十年代,其中一部分复国主义者搬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场基布兹(Kibbutz)。人们种植柑桔,共同劳动和生活,用身体和双手感受这片土地,怀抱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

可如今国家建立起来了,和平却遥遥无期,长久以来培养爱国主义青年的基布兹也在逐步瓦解,很多以色列人开始转向自己的犹太传统,不是为了皈依宗教,而是在此寻求民族根源和认同。

在Dima眼中,以色列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宗教和语言。少了其中一个,这个国家都不可能被建立。他也正是从这两方面逐渐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

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年,他缓慢地探索着自己精神的世界,并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他的脑海中开始莫名出现童谣歌词,最后还将其汇集成册出版了。“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任何歌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去以色列的人,都会有一些变化,有的开始画画,有的开始摄影。我不信上帝,但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Dima记得,歌词总在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来,而他在适应以色列社会时,总是觉得不舒服。

耶路撒冷街上弹琴的人

希伯来语中有一个人们常用的短语,就是“耐心点儿”,“慢慢来,要耐心多久呢?永远!”Dima说,如果以色列人说他会在40分钟来,那通常你会等一个小时。以色列的公交车也时常晚点,但只要它不受袭击,它就会来,“我开始接受事情本身的样子。”

我记得刚抵达耶路撒冷的下午,去青旅门口的小店买SIM卡,价格和套餐都谈妥当了,但装上手机却迟迟接收不到信号。我满脸狐疑地看着老板,一直问还要多久。老板留着络腮胡,头顶着一顶基帕(犹太人戴的小圆帽),不时和周围路过的人打招呼,不时笑着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安抚我,“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再等等,没问题的!”

半个小时后,手机才顺利接收到了信号。这个民族需要强大的耐心等,等建国,等和平,如同基督徒等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为了了解犹太教,Dima每周安息日都会到犹太教堂礼拜。拉比站在中间用希伯来文讲话,大多数时候,他听不太明白。但若不去,他又会觉得生活里少了什么东西。每周,他坐在教堂里同一个位置,左右看看,眼前还是那个带孩子的中年人,还是那个从哥伦比亚来的卖报纸的人。“你知道吗?我看着这些熟悉的人,虽然听不懂,也很少跟他们讲话,但不知为何,我的精神却一点点得到安慰了。”

“这是信仰的力量吗?”我问。

Dima摇摇头,“不,这是希望的力量。”他想了想,接着说,“耶路撒冷是个神奇的地方,几年后,我开始认为生活可能不止一个真相,具体哪一个是真的,取决于你个人。”

至于自己的犹太认同,他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变得更像个犹太人了,我会说,可能在精神上越来越靠近了。但无论如何,犹太教不是我的信仰,它对我来说,还是停留在一种民族传统上。”只有在谈到巴以问题时,他的犹太人身份格外清晰。他话语坚决,“你们想建立自己的国家,没问题!但在建国之前,能不能先开始打扫卫生,从家门口的街道开始?”

我和Dima的聊天随着咖啡馆即将打烊而结束。他突然兴起,坐到了中央的钢琴前,闭目弹奏了一首苏联曲目。他还在继续寻找着自己的犹太身份。

我想起耶路撒冷大街上摆放的那架钢琴,在夜晚,总有各种络绎不绝的路人上去演奏,也总有人驻足下来,放下身份和冲突,随着音乐轻轻摆动身体,安静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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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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