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的大学医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在中世纪西欧，女性广泛参与了日常保健和医疗活动。然而，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究其原因，除资料缺乏这一普遍困境外，女性在官方记载中的“失语”进一步导致中世纪女性从医者的历史难以书写，并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女性在医学实践中微不足道”这种历史认识的形成与发展。近年来，在新史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女性医学史研究日渐深入。这些研究不仅在文献、方法和视角方面较以往有所突破，而且研究结论也刷新了对中世纪女性从医者的固有认知，展现了她们真实的生存境遇。

美国学者莫妮卡·H. 格林长期致力于中世纪女性医学史研究，她提倡对女性从医者采取包容性定义，以突破以往研究在资料方面的局限性。受此影响，学者们深入挖掘宗教文件、审判记录等史料，实证中世纪女性参与了广泛且全面的医疗实践活动。首先，她们以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助产士、草药师和护理人员等身份行医，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重叠。其次，家庭内部的初级保健以及修道院、乡村或城市等开展的社区保健是其主要实践范围。最后，她们的医疗经验和技术多源自亲友间的代际传播，以制备草药、传统家庭疗法、当地经验甚至超自然方式（例如巫术）为主。

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医疗市场中充斥着各类从业者，其界限模糊不清，处于松散的合作和竞争关系中。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不仅揭示了该时期医疗体系的包容性，同时也折射出专业医疗的有限发展程度。然而，自12世纪起，西欧医疗系统在医疗从业群体和专业医学机构方面实现了重要发展，医学行业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趋势。

在此背景下，由大学、宗教团体和市政当局主导的监管机构开始颁发行医许可证，以加强对医疗市场的监管。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王国率先进行了市政层面的行医监管，1140年和1240年，国王罗杰二世和腓特烈二世分别以法令形式规定对行医者的考核以及行医许可的管理与颁发。13世纪和14世纪，医疗监管已成为该行业的普遍现象。格林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自12世纪至16世纪，西欧大部分地区均采取了世俗当局或者宗教机构规定的医疗许可，但在时间和监管程度上存在地区差异。总体上，这种行医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医疗实践。

制度化医学教育形式的出现，使欧洲的医疗市场形成了明显的职业等级，受过大学教育、持有行医执照的内科医生处于该等级的顶端。这种医疗制度具有排他性，医学行会、大学医学院以确保行业标准、保障公共利益为由，寻求教会和王室支持，限制非正式从医者的医疗活动。1271—1272年，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制定了获取行医执照的明确标准，并于14世纪初开始严格执行。在此影响下，女性从医者为争取行医权利进行了漫长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322年“雅各芭审判”。

1322年11月，巴黎大学医学院以未经官方批准擅自行医的罪名对雅各芭进行审判。根据审判记录，巴黎大学医学院以雅各芭违反了1271年医学规定为由，对她提出数项指控。例如，在治疗中采用了验尿、诊脉及开具处方等专业医生才能使用的治疗程序。多位证人为其医术作证，她本人也对自身医术以及行医的性别优势进行了自我辩护，试图以此为理由，抵制对女性医疗实践领域日益严重的限制。然而，法庭对此予以驳回。最终，雅各芭败诉，她被逐出教会并处以罚款。

“雅各芭案”因涉及行医监管和医疗性别分工而引发广泛讨论。一些学者认为，颁发行医许可证旨在促使医疗实践标准化。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对女性从医者施加严格的行医资格限制，旨在确保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在医疗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历史学者则将此归因于中世纪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认为施加行医限制是基于性别而非医术。格林认为，雅各芭的行医方式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构成了威胁，使其受到审判。尽管如此，此次审判具有不可否认的性别考量，揭示了女性被排除在医疗实践之外的原因。当时，绝大多数女性无法进入大学学习，意味着她们必然被排除在医学话语圈之外。不过，若将其置于中世纪后期医学日渐专业化、职业化的时代环境下，性别并非官方限制女性行医的主要推动力。

在女性从医者中，助产士的性别特征最为显著。研究表明，中世纪西欧的助产服务几乎皆由女性提供。13世纪之前，助产尚未专业化，多数情况下仅是女性间分享的普遍知识。教会和市政当局时常利用助产士（包括那些没有行医执照的助产士）为女性进行检查，并就怀孕、强奸、亲子关系及解除婚姻等问题在法庭上作证。以美国学者芭芭拉·埃伦瑞克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助产士在分娩和其他女性健康问题方面具有同样的权威地位，这一观点强调了“女性健康是女性之事”的传统假设。格林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世纪医疗劳动分工并非如此绝对，以往简单的性别分工掩盖了两性关系中复杂的社会现实。其一，就比例而言，大多数女性治疗者并非助产士。其二，除分娩外，女性也会因其他健康问题求助男性医生。其三，即使在助产领域，男性也参与处理难产等生育问题，并逐渐占据上风。

面对教俗双重监管，助产士在中世纪后期的复杂命运更具代表性。自中世纪中期起，天主教会开始对助产士进行监管，要求她们宣誓、获得行医许可、遵守助产的相关规定。至中世纪晚期，教会设法从助产士手中夺取部分控制权，引入助产条例，规定女性助产士要将难产问题交由男性医生处理。教会对助产士的消极态度和监管，随着15世纪末的猎巫运动达到高潮。市政当局的监管则始于14、15世纪。1381年，德国的纽伦堡记载了首个带薪的市政助产士；1452年，巴伐利亚的雷根斯堡制定了首部助产条例。相较而言，市政法规多为限制性的，而教会法令则赋予了助产士更多的权利和义务，如洗礼。

对助产士的监管与猎巫运动时间相邻，因此引发了学者们对两者关系的讨论。首先，猎巫运动具有明显的性别指向。据统计，女巫约占整个巫师群体的75%—80%。英国学者克里斯提娜·拉尔娜认为，巫术虽并不指向特定性别，但却与性别相关。究其原因，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中世纪的厌女观念，该观念是古典时期医学和宗教偏见的复杂糅合。其次，助产士在女性受害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埃伦瑞克等人认为，助产士因主导女性健康问题而使其成为猎巫运动的主要目标。然而，这一观点遭到英国学者戴维·哈雷等人的反驳。他们认为，多数猎巫运动指向“老妇人”而非助产士，且被定罪者通常是在治疗中使用咒语和迷信的人。拉尔娜和美国学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则认为，猎巫运动旨在整肃女性从医者，从而强化男性从医者的主导地位。除助产和护理外，女性在其他领域的医疗活动同样受到了较多限制，她们被迫“隐身”于社会基层的医疗市场。

中世纪女性从医者的复杂境遇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性别差异导致女性被剥夺了接受权威医学教育的权利，难以获得行业准入资格。而借助医学专业化的过程，世俗和宗教权威进一步限制了女性的医疗活动、压缩了其行医空间。“雅各芭案”和助产士的遭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医学正式职业化之前女性从医者艰难的生存状况。女性从医者的历史作为女性医学史的一部分，不仅展现了中世纪女性的医疗活动，也有助于深化对过渡时期西欧社会的理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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