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43号

中央音乐学院所处北京西城区鲍家街43号及周边区域，明清两代位于京师内城西南角，历史久远，演变过程殊为复杂。本文以曾在此域出现过的一厂（王恭厂），一湖（太平湖），一府（清宗室府第）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对该区域历史地理变迁做粗浅梳理与探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双城记

通过考古和史料记载，西晋蓟城至金中都，这座四方城的北城垣大体位于今西城区白云观至头发胡同一线。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称：

自白云观北之小河向东流，穿东西太平胡同，达头发胡同之北的受水河胡同（元臭水河），似唐幽州城之北护城河。

这条护城河一直沿用至金中都时期。

以运河为基础建立漕运体系，自古为统治者所用。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2年）开凿金口河，西引永定河水，于金中都西北门会城门东侧汇入北护城河，再一路向东，沿今通惠河河道入白河。但因“积滓成浅，不能胜舟。”使用十五年后被弃用。但其故道，元初郭守敬和元末金口新河都曾利用过。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改引高粱河为水源，新筑高粱河西河，南下入金中都崇智门东侧的北护城河，利用金口河故道设闸治水，史称“闸河”。

（图片来源：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东北郊营建元大都。新都城南城垣位于今长安街偏南，古观象台即其东南角楼。又令郭守敬主持开凿了著名的通惠河。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期间，将元大都南城垣向南拓至今前三门一线。安福胡同、手帕胡同一线的元大都南护城河遂废弃。高粱河西河进而南拓，经象房桥，出宣武门以西的水关汇入新南护城河。明代将其利用为城市排水系统，称为“河漕”，清代称“西沟沿”，民国初称“大明濠”。上世纪二十年代，明渠改筑暗沟，上修马路，形成今日之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和佟麟阁路。

明初，元大都南城垣至金中都北城垣之间（大致西长安街以南至头发胡同一线）的关厢地区划入内城后，形成一批新街巷胡同，譬如著名的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西起闹市口大街，东至宣武门内大街的一段)就因正统二年（1437年）明宣宗顺德公主下嫁的驸马都尉石璟居此而得名。不仅如此，这一带连同金中都东北隅之一部分构成明清京师内城西南隅。

通过侯仁之、岳升阳主编《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所载“辽金元明清北京城示意图”和“辽南京总体布局”，可以较为直观的了解上述城市历史地理变迁。

辽金元明清北京城示意图

辽南京总体布局 左图右上局部

早在一千年前的辽南京时期，今右安门大街、牛街、长椿街至闹市口一线，就已形成一条南北通衢。其北端拱辰门即金中都崇智门（大致位于信达金融中心东门东侧）。崇智门内有衣锦坊、显忠坊。元熊梦祥《析津志》则记载：“延洪寺在崇智门内，有阁，起自中唐，本朝那摩国师重修之。”该寺明代称圆洪寺，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内务府测绘的《京城全图》（以下简称《乾隆京城全图》）上标有圆宏寺街（今闹市口大街南段）。上世纪末，该地段考古发现不同时期的城市堆积层，分布着大量水井、建筑遗址和城市道路遗迹等。大量水井说明，这里从战国西汉时期起就是城市区域。（岳升阳《西城闹市口的地下遗迹》，源自网络）

二、神秘消失的王恭厂

明末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中记载：

安民厂，即王恭厂。建署于都城之西南隅。掌厂太监一员，贴厂、佥书十余员，辖匠头六十名，小匠若干名。营造钱粮，与盔甲厂同。

宦官监政制度乃明代一大特色。盔甲、王恭两厂实属工部军器局掌管。明万历四年（1576年）《明会典》记载：

洪武初设军器、鞍辔二局。永乐间京师设局亦如之（今并归军器局）。宣德二年，设盔甲厂成造军器。后又设王恭厂，分造十分之三，统于该局。二厂原额各色人匠九千二百余名。分两班，定四季成造。

弘治间定军器、鞍辔二局每年一造：硃红油铁圆盔三千六百顶，青甲三千六百副，腰刀三千六百把，长枪一千八百条，铁牌盔二百四十顶，圆牌二百四十面，撒袋一千八百副， 腰刀(革呈)带三千六百条。

两厂每年负责生产盔、甲、刀、枪、盾等冷兵器若干。然而，到了明晚期，随着西洋枪、炮制造技术的引入，其制造种类、数量均发生显著变化。火药、铅弹以及威力十足的枪、炮等热兵器成为主流。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何士晋所撰《工部厂库须知》，对两厂每年成造、修理兵器情况详加统计，摘录于兹：

成造：连珠炮、夹靶炮铅弹各二十万个，夹靶等枪炮火药三十万斤，连珠炮火药十五万斤，鸟嘴铳火药、迅药各三万斤，药线三十万条，起火屏风物料十二项，涌珠炮六百位，连珠炮八百位，缨头木桶五百个；

预造：盔甲二千五百副；

造修：钩镰、虎叉、摶刀各四百杆，战车围裙二百条，盾牌、大小日月旗各四百面；

修理：铁心长枪七百杆，五龙枪一万一千杆，夹靶枪五千杆，快枪二千杆，大滚刀一千把，戊子库红盔、青布摆锡钉甲、铁帽儿盔、紫布摆锡钉甲、黑油腰刀共三万顶、副、把，臂手五百副，战车二百辆，羊角枪四百杆、拒马枪六百杆、毛枪一千杆，两厂库藏、作房；

折修：京营明盔二百五十顶，明甲二百副；

量修：明盔二百五十顶；

连补：明甲各一百五十副。

面对繁杂沉重生产任务，高峰时两厂仅各色人匠就近万人，每年分两班，每班亦达四千余人。

盔甲厂选址于京师内城东南隅的泡子河畔。明顾起元所撰《太清宫碑记》曰：“京师之巽隅，惟水潴焉，是曰泡子河，即元人所开通恵河也。”原本处在元大都南城垣郊外的通恵河一段，明初划入内城。随后通恵河城内玉河段改道使之失去来水，但凭借都城北高南低的地势，在内城东南隅汇集雨水、城市生活排水，最终形成泡子河。

《乾隆京城全图》之泡子河 1910年泡子河一瞥，远处可见内城东南角楼

《乾隆京城全图》绘制时间距明亡已过去百年，昔日盔甲厂早已为民居取代，泡子河周边平添大量建筑物。但就明代而言，这里远离都城中心，地广人稀，水源充足，便于组织兵器生产，既缓解噪音扰民问题，又兼顾安全风险考量，一旦发生事故，可将其对都城损害降至较低程度。

盔甲厂的情况对于研究王恭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关于后者坐落位置，明末清初既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观点一，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朱彝尊编撰《日下旧闻》，其中引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以下简称：《胡同集》），提出：

阜财坊：四牌二十铺。过象房桥，有王恭厂、燕山左卫、真如寺、承恩寺、圆洪寺、保安寺、望乡台。

乾隆末年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据此考证：

臣等谨按：象房桥今仍其名。王恭厂废，今仅有前后王恭厂胡同之名。对此，稍早些的《乾隆京城全图》亦有体现。以下二幅内城西南隅截图中，夹在前、后王恭厂胡同（今光彩胡同、永宁胡同）之间的院落（以蓝色方块标出）很可能便是朱、于两氏著述所指王恭厂旧址。其东侧的水道为“西沟沿”，再东是著名的“驯象所”。图上方，引“西沟沿”之水，沿金中都北护城河（金口河）故道，一路蜿蜒向西，最终汇入靠近内城西城垣、上宽下窄、呈倒三角型水面，便是太平湖。湖下方，接近内城西南角的不规则院落标为“宾客马馆”。

这一观点被后世研究王恭厂的学者普遍采纳，几成公论。但由此产生的疑问仍不容忽视：

《乾隆京城全图》之内城西南隅及前后王恭厂胡同

其一、以两厂每班四千余人，王恭厂“分造十分之三”推算，仅人匠就达一千四百余名。按照明代匠户制度，工匠定期轮班征调，实施集中管理。在厂期间，生产、生活起居均需足够空间场所。这里场地局促有限，无法满足相关要求。

其二、此地位于闹市，四周贵胄宅邸、市井民居乃至古寺庵庙众多，姑且不论噪音扰民，安全隐患尤为可怖。

此外，清光绪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引述明万历时期工部郎中高道素《明水轩日记》，内云：

工部又有五小厂，曰营缮所，木工也；曰宝源局，金工也；曰文思院，曰王恭厂，俱丝工也；曰皮作局，革工也。

据万历《大明会典》卷二百零一：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供用器物及祭祀器皿，并在京各衙门合用一应什物，行下该局如法成造。若金、银、铜、铁等器隶宝源局。皮革隶皮作局。竹木隶营缮所。疋帛隶文思院。

早期王恭厂应和文思院一样，以加工制作丝绵制品为主，后来改为制造兵器。这些史料十分重要，却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观点二，明末学者史玄《旧京遗事》记有：

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旧在城西南包家街。天启乙丑，以药发毁，今更西直门内，改名安民厂……王恭厂之变，击坏西城两三条街，伤百许人，今周回可三四里计，自西直门门楼及城上睥睨，一带无有一椽片堞者。

书中首现“包家街”说。然此论向来知者寥寥，遑论深入研究。这可能与史玄其人事迹不彰，所著大多散佚且流布罕见有关。目前，只知他是明末清初吴江(今江苏苏州)人，字弱翁，明诸生，善诗文，曾与邢昉、杨文骢、方文、阮大钺等人结社唱和。好友朱鹤龄在《史弱翁诗集序》中谈及史氏崇祯年间曾游历京师，此时距王恭厂之变仅过十余年：

溯长河，游燕邸，眺览帝京宫阙之雄……归而抵永嘉，寓金陵，所与唱和者皆名士……及遭崩坼之变，方期偕余辈数人，晞发湖滨，修《谷音》《海录》之故事，而未几死矣。

所谓“及遭崩坼之变”，应指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攻陷南京之役。故推测《旧京遗事》成书时间当在史玄避难湖滨之际，未几他便去世了。其弟子徐崧（《百城烟水》作者之一）在书序中云：“此系弱翁苦心所成，与《帝京景物略》并称双壁。”赞誉有加。

包家街，疑即《胡同集》中“包头胡同”；侯仁之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据《乾隆京城全图》所绘《清北京城图》称“保家街”，即今鲍家街之前身。其时，该街呈东西走向，东隔“西沟沿”与石驸马大街相对，西端直抵内城西城垣，北侧是宗帽头条至四条，南侧有中街等。以上论及的街巷胡同早在《胡同集》中已收录，历史悠久。据此分析，史玄笔下的王恭厂只可能位于包家街南侧的太平湖一带了。这岂不又相互抵牾吗？

《清北京城》图西南隅

欲解此问，需从明熹宗明天启六年（1626年）发生的那场“王恭厂之变”说起。就此事件，明末清初各类史料记载颇多，且众说纷纭，内容大相径庭。以时人所撰《天变邸抄》最详细，也最夸张，节录如下：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

代表官方的则有天启六年六月十三日《都察院实录》收录的巡视西城御史李燦然疏报，内称：

查明塌房一万九百三十一间；压死男妇五百三十七名口；震死不知名男尸四十躯及各牌铺压死不知名男子九名。

同一事件，不同渠道给出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何差异如此悬殊？彼时正值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炽手可热，统揽朝政，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阶层残遭无情迫害，苦苦挣扎之际。后者寄希借此事件造势，励图反击阉党。阉党则力图大事化小，将负面影响最小化。可谓针尖对麦芽，各种传言满天飞。

即使按官方发布的塌房数据来审视此次王恭厂大爆炸，其威力和产生的破坏力仍是惊人的。设想：按北京城区常见的二三进四合院有大小房屋30间、一条中等规模胡同拥有院落60座估算，“一万九百三十一间”意味会有六条左右胡同房屋全部坍塌。倘若前、后王恭厂胡同处于事件中心区，那其周边相当范围内建筑物都会夷为平地。但从明人记述及《乾隆京城全图》情况来判断，这样的场景似乎并未出现。

反观《旧京遗事》“王恭厂之变，击坏西城两三条街，伤百许人”倒显出可信的一面。

与此同时，尚有一点令人不解：查阅的明代官方文献和私人著述中，均未提及太平湖，哪怕只言片语。《乾隆京城全图》大概是其进入公众视野的早期例证之一。

《胡同集》记有：

阜财坊：四牌二十铺。宣武门里，顺城墙往西，过象房桥，安仁草场，至都城西南角。 明沈榜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所撰《宛署杂记》则出现“西城墙下街”“南城墙角大街”等街名。

以上表明：当时内城西南角不仅存有街巷，恐怕还不止一条。该区域作为旧时金中都传承有序的成熟坊巷，并未见大片水面的相关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一提到“太平湖”，许多人自然会联想到原位于新街口外大街一带的太平湖，作家老舍先生即自沉于此。历史上这里曾是天然水道和元大都引水工程的一部分，《析津志》称作“抄纸坊泓渟”，东南与积水潭相通。洪武元年（1368年）明将徐达攻克元大都后，北城垣被南缩五里，这里被划到城外。清末民初的地图上标为“苇塘”。上世纪五十年代始称“太平湖”，后因地铁工程被填平。

1914年7月天津中东石印局印刷《北京地图》局部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其一：正如《酌中志》“安民厂，即王恭厂。建署于都城之西南隅。”前、后王恭厂胡同的厂址早期曾是工部下属“五小厂”之一，从事丝制品生产。故其对场地大小，噪音、安全等级要求并不高。改制兵器后，这里成为衙署办公场所。

其二，太平湖区域才是王恭厂兵器制造时期厂址。（《胡同集》阜财坊内记录有铸锅厂、打磨厂、找马河等地名，与该区域或许存在某种关联亦未可知。）选址于此，利用金中都北护城河故道，将“河漕”之水引入厂区，即可满足生产、生活大量用水需求；亦大大降低噪音扰民及安全隐患。否则，这段长长的导水渠存在意义何在呢？

其三，王恭厂剧烈爆炸令厂址遭受毁灭性破坏，促使当局被迫放弃原址，另择址西直门内设安民厂。加之明末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引发的历史大乱局下的朝代鼎革之变，使本就偏于一隅的内城西南角在特定时期内彻底陷入沉寂。不知就里的上游来水依旧源源不断注入这片几近荒芜之地，日积月累，聚成较大水面——太平湖由此形成。

三、湖来湖去

《乾隆京城全图》为我们大致呈现太平湖早期形状。优美幽静的环境吸引了一批受益于清初“满汉分城而居”政策而身处内城的满洲旗人安家如此。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五世孙敦敏便是其中一位。他和弟敦诚同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挚友。两人所著《懋斋诗钞》、《四松堂集》中收有多篇与曹氏交往唱和诗文。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某秋日清冷的早晨，曹雪芹到访敦敏“槐园”不值，巧遇敦诚。后者请曹氏至酒楼畅饮言欢，写下那首著名的《佩刀质酒歌》，序云：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诗人自注：“兄家槐园，在太平湖侧。”据清史专家冯其利《英亲王阿济格及其子孙宅邸》（《北京文史资料》第65辑268页）一文中考证：“槐园”在太平湖东南侧，1915年袁世凯亲信、管家袁乃宽搬此居住，后称“袁家花园”，今已无存。据说曹雪芹不只做客“槐园”，还曾在冬日结冰的湖面上与诸友一起放纸鸢。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一座庞大奢华的王府在太平湖畔拔地而起，不仅阻断太平湖与“西沟沿”之间的联系，原有导水渠最终被东、西太平街取代（至少从外表上看如此，地下是否存有暗渠，尚无从考证），进而打造出“圈湖入府，借湖造园”局面。有关该府邸情况后面将做考证。

《京师坊巷志稿》认为太平湖乃“城隅积潦潴为湖，由角楼北水关入护城河。桥二：一在湖北，一在西南隅。”记述未必准确，因据史料这一带只在京师外城西便门东设有水关。而在1914年《北京地图》上，呈现该湖于角楼东侧与护城河连通的情况。不知《志稿》与该地图依据何在。

1914年7月《北京地图》局部

提到该湖，人们总会想到戴震写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天咫偶闻》一书中的描述:

太平湖，在内城西南隅角楼下，太平街之极西也。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当夕阳衔堞，水影涵楼，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过者留连不能去。其北即醇邸故府，已改为祠，园亭尚无恙。

然而真正感受此湖之妙的，恐怕要属长期居于湖畔的清末史官恽毓鼎。他那部起于1882年，迄于1917年的《澄斋日记》中就不乏记述该湖的精妙文字。撷取数条如下：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九月二十五日尤暖。至新居布置。以四百八十金购西邻屋宇，地颇宽长，有松三株，丁香紫、白各一株，梨一株，桃一株，颇有园林景致。明岁当改建精舍数间，为退息地。割其小半造马厩。

十月二十五日晴。午刻衣冠入鲍家街新居，采涧率儿女继至。此为吾家在北京置产之始。

恽氏1907年置房产于鲍家街前，已在此赁屋而居。由其新宅西行，穿过宗帽头条就可抵达太平湖北岸，可谓近水楼台。续读日记：

己酉（1909年）六月十二日晴，甚凉爽。薄暮偕子侄散步太平湖侧，背城面水，古木参天，俨然乡居景象。此余卜居城西隅最胜境也。

辛亥（1911年）六月十三日时晴时雨。傍晚，偕郑先生、锡三、荫之步于太平湖，湖畔有井，玉泉之伏流也，辘轳汲水，泉花飞溅。余与三君就而饮之，味甘而洌，胸次尘烦一涤。

壬子（1912年）五月十三日晨起太平湖散步（湖去吾庐数十步，在城西南隅）

五月二十二日雨势仍盛，午后渐晴。偕两师、锡兄、三儿散步太平湖。拍岸平堤，波纹如织，桥畔水声尤可听，树树蝉吟，尘襟尽涤，真近居胜地也。都人士老于京师，有不知此湖名者。余若非卜居于此，亦安知城中有消夏清境乎？

乙卯（1915）五月十六日《太平湖晚步》：绿阴幽草晚微凉，缓步湖边意欲忘。

一种清芬人未晓，南风处处枣花香。

然而，在1924年出版的《北京城墙与城门》一书中， 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car Siren) 则给出太平湖另外一番景象：

西城墙靠近西南城角一带，环境非常幽僻。主要建筑是一座古老的清朝王府——“老七爷府”，后来逐渐荒废。府外有一片叫作“太平湖”的有名古泊，现在不如说已变成一个大水塘。但仍可容纳一群鸭子在其间嬉戏。湖边的古柳，婀娜多姿，绿荫蔽岸。这一带似远离城市，无人居住，无人过往，气氛悲凉而孤寂，象是在缅怀昔日胜景。

1920～1921,内城西南角楼内侧和太平湖 [(瑞典)喜仁龙 Osvald Siren]

上世纪二十年代租用“老七爷府”办学的北京民国大学，1925年出版的《十周纪念册》附有一张校园全图，所绘太平湖的规模尚属可观。

伴随近几十年北京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太平湖也最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所在区域大部分被辟为绿地，绿意盎然，装点着这座生机勃勃的古老都市。

四、一府三主

为更好展开此话题，不妨先来了解一下清代宗室十二等级爵位以及由此形成的世袭罔替、代降一等制度，见下表：

清初，根据不同爵位制定了严格的宗室府第营造规制，并不断完善，至乾隆时期基本定型。北京市档案局公众号根据《钦定大清会典》，对贝子以上爵位的府第规制制成图表，见下图：

下面就聊聊太平湖东侧著名王府及历任府主。

1、第一代府主：清嘉道时期宗室昭梿《 啸亭续录》：“贝勒喀尔楚浑宅在太平湖，今为荣王府。”

爱新觉罗·喀尔楚浑（1628-1651），清太祖努尔哈赤嫡次子礼烈亲王代善之孙，克勤郡王岳托第三子。清初随征李自成、张献忠、姜瓖有功，顺治六年（1649）十月晋封多罗贝勒。顺治八年（1651）二月摄理藩院事。八月卒，年仅二十四岁。

冯其利《太平湖畔的贝勒喀尔楚浑宅》（《北京文史资料》第65辑236页）一文推测：

贝勒喀尔楚浑宅在内城西南隅太平湖东侧偏北。贝勒府东侧、南侧有一条泄水河经过，往西注入太平湖。府后是包家街。主要建筑局限在南北走向的笔管胡同延伸线东侧，府门五开间，府门外还有东西班房各三间。府门以北的正殿、后寝在《乾隆京城全图》上漫漶不清。

上图蓝框部分是我们依据冯文划定的喀尔楚浑宅在《乾隆京城全图》上的大致位置。或许由于满清定鼎北京未久，宗室制度初创，该府第规模实属有限。喀尔楚浑五世孙、奉恩将军讷穆金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卒。其次子萨宾图笠年五月袭封。

2、第二代府主：荣郡王锦億

按照冯氏前文中的记述：

贝勒喀尔楚浑宅后为荣亲王府。荣郡王锦億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赐第太平湖，对原宅有所扩建。使荣郡王府西边直达城根，南达中街，再南为槐抱椿树庵（即观音庵），北边的鲍家街西端被圈入府墙内。

由于喀尔楚浑后裔爵位偏低，府第被收回，赐与荣郡王锦億。现今中街称太平湖东里。鲍家街仅剩王府东侧一段。

冯其利《内城西南隅的荣亲王府》（《北京文史资料》第69辑260页）一文，对该府的传承考证颇详，摘录如下：

太平湖赐第在太平街、鲍家街之西，太平湖之东，府前为中街，再南为槐抱椿树庵，府后为宗帽头条。

荣郡王府碧瓦朱垣，是王府定制。邸中多花木山石，复引太平湖入园，林亭尤美。据《荣府史》卷十二记载，荣郡王府可考之建筑有十余处。如南韵斋，是荣恪郡王锦億集中包衣子弟为南十番乐，因以名斋，斋北有梧桐。熏风馆在南韵斋北，馆前植有梧桐。知乐堂，锦億晚年静养之所，堂中东西壁悬有护卫顾文星所画巨幅壁幛。延年馆，曾为贝子奕绘居室，馆中年例设盆菊。观古斋，斋内有锦億所书“镜轩”旧额。窗嵌玻璃，阶前种花卉，有百年红海棠二株。

又一室曰“淡足”。得一龛，室三楹，门上悬篆书“随”字，窗栏尽作冰裂纹，室外有竹和海棠。如舫，在得一龛迤南，为“淡足”之西耳旁，宽一丈，长三丈。形如舫，因以名之。窗棂户隔皆仿舟制，地敷木板，窗外有牡丹一池，周围有台以护之。太素斋，太素为贝勒奕绘的号，斋为书斋，斋前以石盆植莲花。天游阁，西林春的居室，朱栏画栋，前有天游池，阁东边种海棠，西吃有芍药。怡黄馆，以藏宋代书法家黄庭坚的真迹而得名。南殿，在邸之南端，因以为名。东轩，在邸中箭道旁。后楼，在邸之后，楼下多树。湖，引太平湖水而成，或即太平湖被圈入的部分，贝勒奕绘中元节放藁灯于此。还有清秘阁。

自从荣郡王绵億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赐第太平湖，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贝子载钧迁出，荣亲王府在太平湖的历史凡65年。

这与绵億之子奕绘在《荣府史》所记:“余邸自乾隆四十九年，荣恪郡王分府，始赐第太平湖。”相符。锦億的父亲是乾隆帝五子荣亲王永琪。

永琪七世孙金启孮在《从荣王府到芸公府》（《北京文史资料》第56辑257页）中谈及："我家过去共住过两处府邸。我二世祖荣恪郡王锦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初封多罗贝勒，赐第宣武门内太平湖，当时称锦贝勒府。后于嘉庆四年（1799年）进封郡王，这才称荣王府。也就是《啸亭杂录》、《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天咫偶闻》等书中所记的荣王府。"

荣王府。严格说应称荣郡王府。因为我的世祖荣纯亲王永琪并没在这里住过。永琪（1741-1766年）是乾隆帝的第五子……他未曾出宫，住在圆明园兆祥所。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封为和硕荣亲王，笠年三月就去世了。

"我二世祖锦億，幼年是嘉庆皇帝的伴读。直到二十岁才搬到太平湖府中。太平湖府在我家搬入以前，是贝勒喀尔楚浑宅。（见昭槤《啸亭杂录》卷四《京师王公府邸》）

太平湖荣王府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街之西，太平湖之东。宫门、阿斯门、银安殿、神殿、正院殿宅，皆在府之东路，殿室之顶全系绿琉璃瓦。（文中列有府内部分建筑，项目基本同于前述冯文，尤详尽。此处不再赘述。）

我家在太平湖府中住了荣恪郡王锦億、多罗贝勒奕绘、固山贝子载钧三代，前后共有66年之久。道光三十年（1850年）奉命以太平湖邸赐醇亲王奕譞，而以大佛寺北岔某故公主邸赐我家。我家才从太平湖府中搬出。

在太平湖府中所住的三代先人中，以贝勒奕绘在文坛中有名。其侧福晋西林春（顾太清）至被称为清代第一女词人，夫妇均为清代后期的满族文学家，以至所居的太平湖府亦为人所重视。"

贝勒奕绘画像

冯、金两位学者文中均谈到荣王府一脉是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奉旨迁出太平湖府第的。然而，丁进军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史料编撰《咸丰年间部分王公府第》（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26-31页）提供了另外一种意见。据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务府为遵旨详查王公府第房间数目事奏折》内云：

前经面奏谕旨：明年醇郡王分府应行赏居府第，著赶紧查看具奏。等因。钦此。当即行知宗人府，将贝子公等现居官府房间数目咨送臣衙门，以便查看去后。旋据宗人府将贝子公等居住官府房间数目咨送前来，臣等详加查看，除不及百间者毋庸议外。唯查得固山贝子载钧府第一所，坐落宣武门内太平湖，计大小房及群房共二百五十七间。奉恩镇国公溥治府第一所，坐落东直门内北小街针线胡同，计大小房及群房共一百九十一间。固山贝子奕绪府第一所，坐落安定门内方家胡同，计大小房共二百五十七间。奉恩辅国公溥吉府第一所，坐落西单牌楼石虎胡同，计大小房共一百三十五间。以上四处坍塌渗漏，均需整理。所有查得府第房间，谨绘图粘说，恭呈御览，伏候钦定。

本日奉旨：贝子载钧现居府第，着赏给醇郡王奕譞居住。钦此。

同日《内务府为载钧现居府第赏给奕譞请另赏其府第事奏折》内云：

至应赏贝子载钧住房一所，臣等查现有已故公奕奎空闲府第一所，坐落大佛寺，计大小房共一百六十五间，堪以赏给居住，俟命下之日，钦遵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奏折中提到“固山贝子载钧府第一所，坐落宣武门内太平湖，计大小房及群房共二百五十七间。”过于泛泛。

我们通过查阅《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王公府第卷》第一卷，找到该府第相关图档资料，见下图：

此份题为“查得太平湖钧贝子现居府第”史料，内列：

中所：

宫门一所五间，前殿一座五间，

穿堂殿一座三间，神殿一座五间，

后正楼一座五间，

宫门前倒座房一座五间，並东西穿堂两座六间，转角房共三十六间，

宫门内东西转角房共十二间，东西楼两座十间，

穿堂前东西房两座共六间，东西露灰两座二间，

神殿前东西配房两座十间，顺山房两座八间，东西转角房两座十二间，

后正楼前东西转角房共十四间，

以上共大小房一百二十九间，楼三座十五间，平台一间，门罩两座，灰棚四间。

东所：

南房四座共二十八间，歇山腿子门一座，

前正房一座五间，穿堂一座三间，

正房一座五间，后正房一座三间，

腿子门内东西厢房並耳房共八间，

穿堂两顺山房两座四间，

正殿前东西厢房、耳房四座八间，

后正房前东西厢房、顺山房四座十间，

共大小房七十四间，腿子门一座，灰棚二间。

西所：

垂花门一座，正房一座五间，耳房两座二间，

抱厦房一座八间，中正房一座三间， 两顺山房两座四间，

后正房一座三间，垂花门前南房两座十一间，

抱厦房东西厢房、耳房四座八间，

后正房前东西厢房並顺山房四座十间，

共大小房五十四间，垂花门一座，平台四间，灰棚三间，井一眼，

以上三所统计大小殿宇房共二百五十七间，楼三座十五间，平台五间，灰棚九间，垂花门一座，腿子门一座，门罩二座，四方亭一座，井一眼。

外，马圈房一所，共房廿五间，栅栏门一座。

落款：（咸丰）六年二月廿日改准。

据此推断贝子载钧迁出太平湖府第时间大致在咸丰六年初。图档中还记有府内大殿、神殿尺寸和王府全图。如下：

府图一张：

从该府图来看，王府由主体和附属两部分构成。

主体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北抵笔管胡同，东临鲍家街。按前图档所列，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地位最为重要，由宫门、正殿、穿堂殿、神殿、后正楼组成。宫门前庭设有东、西阿斯门及倒座房。东路南端为茶饭房及下人用房，中部设王府祠堂。西路以王府主人生活居住为主。见下图：

西部是比邻太平湖的王府花园，其内引太平湖湖水入府，蜿蜒曲折，依水设景。花园东半部的几组院落有房屋、亭榭二十余间。西半部则以少量楼台亭榭、假山为主。花园北抵宗帽头条胡同。冯文引述《荣王史》卷十二所列王府建筑，应主要分布在王府西路和花园以内。

附属部分包括王府东阿斯门斜对面、鲍家街东侧的马圈房二十余间；主体南侧几座院落占地面积大小不等，建筑零散的，南抵中街，很可能是王府仓储和料场等。

与《乾隆京城全图》对比，此时的太平湖形状发生明显变化，由原来北宽南尖的倒三角型，变成南北通长、东西略窄的瓶型。东北端一大部分被圈入王府花园之内。

综合上述史料，该王府符合清代郡王府等级规制。

荣王府花园

荣王府南端、东侧附属建筑

3、第三代府主：醇郡王奕譞

按《清文宗皇帝实录》记载，道光帝七子奕譞搬入经改造的太平湖府第确切时间为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初八：

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乙丑）谕内阁：醇郡王奕譞于三月初八日分府。著在内廷行走。仍在上书房读书。

《样式雷图档》收有改造后的醇郡王府府图，见下图：

经对比，改造后王府主体中、东路（府图北端有残缺）基本维持不变；西路至中路西侧一段向北延展至宗帽头条胡同，新辟院落一所，与花园北端持平，内有房屋十余间。

东侧马圈总体格局未变。

变化最为突出当属花园：

花园增添大量房屋、亭榭，且向南扩展，将附属院落的西段圈入园内。对花园内水系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和重新布局，增添西洋房、船坞、码头等多组建筑。

醇王府南府主体建筑

醇王府南府花园

2、向西扩展，形成一所新院落，其内游廊环绕，一步一景。民国时期徐珂所撰《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旧居某君言其家本居京师石驸马大街七爷府之旁，咸丰季年，其祖经营是屋，费钱三四万缗，有南院北院。张文襄公之洞常相过从，屡谓是屋结构甚佳。后为醇邸所购，为其太福晋所居。

据此推测，其很有可能即指王府新增的西跨院。

醇王府南府西跨院

3、沿王府四周增筑院墙。包括中街路北侧新筑院墙，使得原王府南端附属区域连成一片，形成封闭空间。中部构箭亭一所，东部堆砌假山数座，添建马圈用房若干间。南北设栅栏门各一座。

醇王府南府南端、东侧的附属院落

醇郡王奕譞入住太平湖府第的同时，与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胞妹）成婚。所生长子早殇。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时第二子载湉出生于太平湖藩邸之槐荫斋。

奕譞与福晋叶赫那拉氏

笠年九月奕譞晋封亲王。光绪元年（1875年），载湉承继咸丰皇帝为子，即皇帝位。同年，命奕譞以亲王世袭罔替。

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末宫廷摄影师梁时泰走进醇亲王府，拍摄《醇亲王奕譞及其府邸》60张珍贵照片，为今人了解该府提供了宝贵资料。现摘取部分作品如下：

奕譞与小王子合影

府邸宫门

府邸正殿

正殿内宝座

春熙堂寝室

湖心亭

月照水池

红香吟馆

鱼乐亭

池上小室，额曰沁秋

通过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可以直观感受其“引湖入园，借湖生景”的巧思妙趣。其正殿仍为五开间，未按亲王等级进行升级改造。

据《清德宗实录》，同年九月一日，醇亲王奕譞奏：“现居赐邸为皇帝发祥之所。应恪遵雍正二年成宪，及乾隆五十九年谕旨升为宫殿。”慈禧太后从之，别赐贝子毓橚府第赏给醇亲王居住，并前后赏银十六万两，由王自行修理。新府位于什刹海之后海北岸，故又称“北府”（亦称东府）。腾空的太平湖府邸则有“南府”（亦称西府）之称。其前半部奕譞去世后改建为醇亲王祠，后半部仍作为“潜龙邸”。

成为“潜龙邸”后最明显变化是：

1、将原狮子院五间倒座房改为府门。

2、中路府门、宫门、正殿屋顶绿琉璃瓦升格为黄琉璃瓦绿剪边。

1959年， 醇亲王府南府航拍图（源自网络）

醇亲王府南府府门（源自网络）

溥任《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京城什刹海》35页）一文中记述：

同治十三年同治帝载淳病卒，无子，将我二伯父载湉入继咸丰帝为嗣子，继承帝位，年号“光绪”。光绪十四年因太平湖醇王府为光绪帝（潜龙邸）出生地，乃另赐新邸在什刹后海北河沿，并发内帑重修。光绪十六年我祖父（奕譞）病卒，由我父亲载沣继承王位。光绪二十年全家迁居什刹后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曾在醇亲王府南府设立神坛。王府建筑遭到一定程度毁坏。十二年后清王朝灭亡。

五、百年高等学府

第一时期：1912年——1937年

民国成立后，醇亲王府南府因无力维护，日渐衰败。

《澄斋日记》癸丑年（1913年）五月初六日录诗一首。

《醇王府废园》，序曰：府即德宗潜邸也。醇贤亲王在时，以首辅领海军，冠盖辐辏。岁庚寅，王薨，子载沣袭爵，移府于十刹海北，名曰东府，而以旧府为西府。草长台倾石半荒，悄无人处野花芳。殿阶时见狸牲迹，朝士曾趋雁鹜行。东府会稽终复晋，南宫兴庆讵安唐。居民能说承平事，一骑天家岁进香。

半个月后，五月二十二日（公历6月26日）的日记：

晴。饭后石顽、珩甫来，偕锡兄、纶、懿同游醇王府废园，屋倾池湮，狐蛇之所窟穴。从前蓬蒿没人，近因进步党借作本部，芟薙（音shān tì）丛草，始有路可行。游次觉满目荒凉，不胜今昔盛衰之感。

日记中提到的进步党，1913年5月29日刚刚在北京成立，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而成，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庚（即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九人为理事。总部初设共和党位于北京前门内化石桥的本部。通过日记可知，进步党组建不久便将总部迁往醇亲王府南府。

清史名家、早期进步党人孟森写过一篇小说《丁香花》(载1913年12月创刊《时事汇报》第一期)，重点讲述贝勒奕绘与侧福晋顾太清爱情故事，内云：

进步党本部，自石桥别业迁新宅。其地址在太平街、太平湖之间，俗称七爷府，谓前清醇贤亲王之所居也。醇邸行七，故曰七爷。

太平湖邸第，今适为进步党本部所在。贝勒诗有“太平湖巷吾家住，车骑翩翩侍宴还”之句，自注云：“邸西为太平湖，邸东为太平街。”所指极确。余尝一至此宅，见政党作此豪侈气象，不忍再往。

1914年，王揖唐将成立不久的私立北京中华大学迁至醇王府南府办学。其《今传是楼诗话》三四八条记有：

余之创办中华大学也，最初在虎坊桥侧，继以来学日众，乃移至城西南角太平湖邸。余二次归自欧洲，时校事已停，士林惜之。世变如此，再兴未知何日也。邸后废园，丁香最盛，龚定庵诗所谓“一骑传贱朱邸晚，临风赠与缟衣人”，即为忆太平湖丁香作也。民七之春，园址新葺，丁香盛开，余柬约都下名士会赏，到者四五百人。

赵如志《北京解放前夕的中国大学》（《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十九辑190页）记载：

中国大学初名“国民大学”，租西城跟“愿学堂”校舍一部为校址。

1917年8月，北京中华大学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遂将其全部学生、资金等并入中国大学。

南海胤子编辑、民国九年（1920）出版的《安福祸国记》中记载：

安福俱乐部组织之初系民国六年8月在安福胡同梁宅。主持者王揖唐、曾云沛。

羽翼即成，安福胡同一小小俱乐部竟一跃而为独一无二之多数党……安福胡同之老巢地小，不足以盘旋。卜迁太平湖之清室醇王旧邸。从前进步党全盛时代，曾以月纳四百元租之者，深深府第，堂哉皇哉！

王氏所谓邀都下名士入园会赏丁香，即当在此际。

1920年8月3日北京民国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9月，曹锟出任直鲁豫巡阅使。

1916年冬著名爱国人士蔡公时发起创立北京民国大学，

蔡元培、雷殷、张学良等先后出任过校长。1925年出版的《十

周纪念册》附有校内照片数十帧，然时间久远，多模糊不清。

学校事务部主任曹馥在叙中有云：

我校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成立。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迁居醇邸……醇邸自德宗为帝后，即改为醇王专祠。有清失驭以来，历中华大学、共和党、进步党、安福部、直鲁豫巡阅使侦缉队、京兆尹卫队迭次占居。始由直鲁豫巡阅使曹仲珊拨归本校。房屋虽有四百三十七间之多，但湫漏颓圮者已逾十之八九。壁缝树大盈尺，柱梁坍塌，窗格门页罕存。福善寺仅留故址。荆棘满园。硕鼠、刺猬，白昼征逐，见人至，两目炯炯视，恬不知惧。荒凉之状，不可方喻。

银安殿竟于是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一炬成灰。

曹氏叙中提及民国大学接手醇邸时，有房屋四百三十七间，这还没有计算府内仅留故址的福善寺。据此可鉴鼎盛时期醇王府南府的大致情景，规模远胜荣王府时期。

《十周纪念册》所附全图

全图局部（北段）

全图局部（南段）

1934年《北平民国学院一览》所附位于鲍家街的校门照片

据学校全图，原王府东阿斯门被改建为大学校正门。王府主体部分多改用于教学，银安殿原址拟筹建办公厅及图书室。南、北两端及花园内辟有大操场、球场。花园整体水系保存较好，北端辟为宿舍。西北角增添一所校属民房，北抵宗帽胡同，南邻王府西跨院。为便于进出，南端附属院落中的箭亭、假山、栅栏门被拆除，府墙东侧被打通，与中街相通。府东侧自北向南分别为鲍家街、西太平街和老莱街。

1930年，该校一度改名私立北平民国学院，鲁涤平任院长。查1936年1月印制的《北京电话薄》，学院地址：太平湖21号。约1932年设立的民国大学附属中学地址：鲍家街21号。北京出现现代意义的门牌号始于民国初期。然而，现存早期北京指南一类的图书，地址一栏往往只记录街巷胡同名称。甚至存在以某地泛指代替地址的现象，太平湖即是一例。再结合校门悬挂的大学、附属中学及平民学校匾额来判断，电话薄中记录的两个地址实为同一地址。这也是目前我们查阅的史料中出现醇王府南府具体门牌号最早的记载。

抗战全面爆发后，该校及其附属奉命南迁，辗转长沙等湘省多地，1945年光复后更名私立民国大学，继续留湘。新中国成立后并入湖南大学。

第二时期：1938年——1945年

纪秀芳《日本在华科研机构“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考察》一文记载：1938年4月，日本在华科研机构“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接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政府）的委托经营中央农事试验场。事务所设在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21号的民国大学遗址里。

1940年11月出版的《日译最新北京详图》中，这里即被标注为“农事试验场”。

1940年11月《日译最新北京详图》局部

值得注意的是，原民国大学校园西北角的校属民房此时已被纳入农事试验场的范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随即解散。

第三时期：1946年——1949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重建收复区的社会秩序和恢复被日伪侵害的教育体系，于1945年11月成立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直属教育部，对失学失业青年实施教育救济，着手恢复教育秩序。

教育部北平师资训练所即在此背景下设立。1947年4月该所编纂的《中小学教师手册》，出版页登记的地址正是北平宣内鲍家街21号。

该所主任张宝树书序谓：“胜利后奉命北来，负责教师之训练，年余来……”据此，该所成立时间为1946年初。

其章则规定：

学员分为甲乙丙三组。具有大学或专科学校以上之资格者，编入甲组，高中毕业及高中同等程度者，编入乙组，具有初中毕业及与初中同等程度者，编入丙组。

学员系调训冀察平津各省市现任教育行政人员，及中小学教员，分为若干班，每班学员六十名。每期以八百名为限。调训现职教员入所受训期限为三个月。收容辅导处登记合格而程度低劣者其受训期限为六个月。

师训所附设平民学校以供学员实习。

受训合格者会被派至中小学任教员。从现存的1948年12月出版的《第七期同学录》和1949年1月颁发的“结业证明书”来看。该所一直持续举办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

以上三幅出自《第七期同学录》

1949年1月结业证书

第四时期：1949年——1958年

1949年10月，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在北京西城区南宽街13号成立，附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兼任校长。不久，学校迁入鲍家街21号。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校门（即原北平民国大学校门）

1951年2月，外国语学校俄文部并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2年3月，学校内成立留苏预备部。1955年6月，经高教部呈请国务院批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改为北京俄语学院。

1955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并入北京俄语学院。不久，迁入西郊魏公村苏州街新校园。1959年2月，北京俄语学院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史馆刊载《我校前身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校址及部分建筑物获得精确定位》，附有一组对比照片。

图1-1为当时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东门，现在中央音乐学院东门内（图1-2）

图2-1为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更名北京俄语学院之后的东门，现为中央音乐学院东门（图2-2）

墙根网2012年8月载佚名老人《也说鲍家街旧院》：

鲍家街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个院子里，从1950至1956年，我整整居住过六年。记得那时是鲍家街21号。解放前，此地早先是“民国大学”，解放后不久曾作为新华社的托儿所。1950年春，当时隶属中直机关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由南宽街搬到了这里。

面向鲍家街的东门是后来开的，“民国大学”时期就作为正门。原来王府的正门是向南的，有宽大的门房，也是琉璃瓦顶，俄专搬来后，一度作为宿舍，住过一些男学员。大门外有一对巨大的石狮子，后来被搬进了大门内院里，现在大概还在。

大门进去是三进大院，中间还有一道仪门。其正殿早年已被焚毁，只剩下殿基，成了一个平台。记得有一次，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还被请来在这个平台上作过关于如何谈、写小说的演讲。其东西两侧的厢房，大概在“民国大学”时期经过修葺，隔成多间，用做办公室和教室。在西厢房后面还有一个完整的小院落。院中还有几枝果树，这里后来被学校用做幼儿园。在府第的三进正屋之后，便是一个很大的后院。那时早已与前面部分隔断，成为北京市三十四中学的校舍。院内有一座两层绣楼，想是当年王府内眷居住之所，它的后墙紧靠着鲍家街北段。

府院的西侧，从大门西去的围墙内一直通往后院是个不小的花园，那时一直被关闭着，花园的西墙外便是当年的太平湖。园内早已一片荒芜，众多树木已经凋残，但池塘、溪流的遗迹尚在，西边有一土山，山面的亭台均已坍塌，池边的假山亦已残损零落。看上去，此地几十年来竟无人过问。俄专搬来后不久，经彻底拆除平整，在那里盖了一座用做办公和教室用的三层洋楼。其三楼上有一个可容三百多人的小礼堂。1951、1952年间，朱德和刘少奇同志还曾先后在这里作过报告。

其后俄专又陆续在院内进行了一些修建，拆除了大门，在原大门的东南建了几座筒子楼宿舍。又在大殿遗址的东侧建了一个饭厅兼礼堂，内设有舞台，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曾在此为当时的苏联专家和全校师生演出过“祝英台抗婚”。

鲍家街确实很短，在我的印象中，那时这条街上只有俄专和毗邻的三十四中学两家。俄专校门（即府院东门）对面是一片空地，上面有几处临时搭建起来平房，开着几家卖杂货和修理什么的小铺子。沿街往北去数十米，再向右拐，就是当时直通宣内大街的石驸马大街，其东现在叫新文化街。

单刚,王英辉所著《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书中《留苏预备部》章节写到：

1951年12月初，国家决定将留苏预备学校设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之内，由俄专校长统一领导，因此又被称为俄专二部。

1952年2月，留苏预备学校迎来了第一批600名学生。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校舍，不得已借用位于定阜大街的原辅仁大学部分校舍栖身。

1952年6月，俄专二部搬到位于西城区西南角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的旧址。这时的俄专二部已正式命名为留苏预备部。由于王府内空间狭小，教育部又将附近石驸马大街18号——北京女八中的部分校舍腾出来，供留苏预备部学员住宿使用。

1955年，在留苏预备部同时就读的学生超过2000人，所有的宿舍全部满员。等到1956年出发的时候，学生专列整整发了3趟。这批学生离开后，由于留学政策调整，留苏预备部在读人数锐减，设施和资源出现富余。1956年8月，留苏预备部又回迁到鲍家街原址，直到1958年2月才又回到魏公村，算是留苏预备部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1959年1月，留苏预备部与一街之隔的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校名仍为北京俄语学院。

第五时期：1958年——至今

留苏预备部迁出后不久，作曲家胡海林见证了中央音乐学院搬入鲍家街21号这段历史。据他回忆：

1958年，我接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通知书。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和附中在天津的旧址是河东区十一经路大王庄57号，但我接到的通知书，却是北京西城区鲍家街21号。当时大门旁 “留苏预备部”几个字样还没摘掉。我进去见到已有几位新生正列队报到。

需要指出的是，与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和中央音乐学院共用醇王府南府的北京第三十四中学，前身是北京新中中学。从校名上看，其成立时间似应在1949年前后。我们判断，它很可能与北平师资训练所附设的用于学员实习的平民学校有关。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具体情况俟考。现如今，这里已成为西城区金融街少年宫所在地。

六、长话短说鲍家街

前文中已大致介绍：鲍家街形成于明早期，明中期称“包头胡同”，东西走向，西起内城西城垣，东至闹市口大街。明末称“包家街”。《乾隆京城全图》上写作“保家街”乃一特例。乾隆四十九年营建荣王府，将包家街西段圈入府中。自此，包家街西口沿王府北墙向西，与宗帽头条东口、笔管胡同南口交汇。清末称作“鲍家街”。

最晚于民国初年，王府东墙外侧胡同并入，致使鲍家街形成类似“厂”字型。田蕴瑾编纂1938年5月出版《最新北平指南》在“平市地名一览”中记载：

鲍家街，宣内，西通中街，东通石驸马大街。

其时，东段路北有宅院近二十所。除恽毓鼎外，冯其利《贝勒尚善及其子孙宅邸变迁》(《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175页)中考证：

京师坊巷志稿“荣公第在鲍家街北。谨案：贝勒费扬古，显祖孙，庄亲王八子，以功封，今公其后裔也。”鲍家街东西走向，有二三百米长，西南与醇亲王南府为邻，东边与石驸马大街相连接，今划为新文化街西段。

贝勒尚善，清太祖同母弟舒尔哈齐之孙，贝勒费扬古之子。据冯氏考证，新文化街211、213号（旧门牌19号）院即荣公第，其西墙至笔管胡同，南墙正对醇王府后墙。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东段路南有北京铁路一中（旧门牌27号），东临民国时期既已开办的鲍家街小学（旧门牌28号）。胡同虽短，文化气息浓郁，且环境优美，绿树成荫。这里面或多或少有恽毓鼎的功劳。恽氏对该街颇有感情，贡献多多。其在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廿二日的日记记有：

晴。西园补种柳一株，鸾枝二株，马缨花一株。又在鲍家街自东讫西种垂柳十株，马缨花九株。十年之后，红绿成林，吾居如在画图中矣。终日呼吸清气，大有益于卫生。

同年五月十六日的日记：

一日阴雨，百物还潮，地气上腾，雨势当未已也。酉刻在天福堂请直隶管结诸君，为顺直学堂筹常款。城外雨后泥潦纵横，秽气触鼻，迨入石驸马大街以西，则沙平如砥，土润尘清，枣花清香，随风不断，真有仙凡之别。乃觉卜居西城，空气清洁旷远，于卫生最宜。

据《刘少奇1937年在西城的活动》（《西城文史》113页）记载，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期间，曾于1937年3月至“七七”事变前，居住在鲍家街17号（新文化街207号）。

按照民国时期街道、胡同门牌号码编排方法：东西向胡同，门牌号码由胡同东口路北第一座院落算起，自东向西，排到最西头后折返到胡同路南，最后回到胡同东口南侧。鲍家街情况特殊，按逆时针由胡同东段东口路北排至荣公第后，折向南，沿醇王府南府东墙至中街，再折返，最后排至胡同东段东口南侧。这从前述几所府第、教育机构旧门牌可以窥知一二。

1965年北京市对地名和门牌号码编排方法进行调整，实行单双号制。编排顺序：东西街巷，由东向西，北侧编单号，南侧编双号；南北街巷，由北向南，西侧编单号，东侧编双号。至此，中央音乐学院由旧门牌鲍家街21号调整为43号，直至今日。

1969年前后，鲍家街东段并入新文化街。

现如今，鲍家街仅剩南北向一小段。南起中央音乐学院东侧正门，北至新文化街西口。南端则与太平湖东里相接。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建设，这一带发生极大变化。平房院落大多被现代化高楼大夏所取代。醇王府南府内，也仅有部分当年的古建得以保存下来。

作者 李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