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学院政治课

1962年，我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学读书时，政治老师叫郑辉豪。郑老师越侨、祖籍广东，在大陆读书参军。转业后，自告奋勇地来到祖国的边陲内蒙古，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郑老师身材高大，面庞清癯、神情恬淡、温文尔雅。讲课字正腔圆、神色凝重，就像电台的播音员。每次上课，教案已经写好了，照本宣科地给我们大声诵读。更让我这个孩子难以理解的是，他讲的所有政治题都有标准答案。他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我们死记硬背，只要答错一个字都不算对。

记得那年我们入学第一课，不是语文，不是数学，也不是历史地理，而是政治课。郑老师走上讲台，未曾发言先神色凝重地环视全体同学，然后就开始背诵《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抑扬顿挫，使人荡气回肠。

那天郑老师说，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奋斗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你们都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身上。

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郑老师说，共产主义社会三大特征之首，便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商店没有了，供销社没有了，这个那个都没有了，整个社会上有的只是一个一个的大仓库。仓库里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好穿的、好玩儿的、好用的、漂亮的、实用的东西，琳琅满目，你想要吗？就尽管就去拿。这些东西不能叫商品，而叫产品。因为商品这个概念，那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有同学问郑老师：“仓库有管理员吗？”

郑老师说：“没有没有，随便进去拿，想拿就拿。”

有同学问：“需要带钱吗？”

“不用带钱，也没有钱了。钱这个概念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消失了。只要需要，你可以随时进去拿，。”

有的同学问：“哦，这样的，没有人管，还不要钱，那我能不能多拿一点儿呢？”

郑老师说：“就你那个觉悟，肯定活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第二个特征，叫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民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觉悟都很高，精神境界也很高，人们肯定不会多拿。用多少拿多少，浪费可耻啊，用完了再来拿嘛。”

有的同学又问：“郑老师，我饿了，就进去拿吃的；我冷了就进去拿穿的，我想用什么就进去拿什么，请问谁来生产呢？拿东西不要钱，我就不用做事，不用劳动了吧？每天就躺在家里，躺得平平的，然后想吃什么就去拿，对吧？”

郑老师说：“就你那个觉悟，拉倒吧，你活不到共产主义社会。我告诉你，劳动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了人的第一需求，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但即便如此，每个人也想劳动，因为每天只要不劳动，哎呀，就会感觉好难过，就会觉得浑身哪都不得劲，总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就总想为大家做点儿什么，总想为社会做点什么。都想方设法看看，这里有什么我能做的，那里有什么我能做的。劳动成为了人的第一需求。而不再是谋生的手段。”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此后，“三面红旗”是我们教学的要点。郑老师在课堂上大力宣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歌颂“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还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

郑老师绝不容许学生在课堂上，对政治问题进行探讨和质疑。在上课时，只要同学们回答的和课本上稍有差池，就会遭到他的严厉斥责。郑老师说：“革命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容许质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必将传之于万世。”

但课下，同学单独请教他时，他还是比较宽容的。记得有个同学曾私下问他：“食堂都解散了，大炼钢铁都失败了，农村都三自一包了，还宣扬三面红旗干啥？”郑老师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那是执行的人做错了。”我那时想：如果真是那样，那这个理论也实在太难把握了！

那时的政治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依稀记得，他还给我们每人发过一本徐寅生写的“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打乒乓球”的小册子。我们在郑老师的训导下，每天拼命地背呀背。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顿时让同学们失去了探究与解惑的快乐。我们也感到了郑老师处境的尴尬——人人都说政治课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谁也没把政治课当回事、谁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1963年，中苏展开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九篇编辑部文章，史称《九评》。那时，政治课的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九评》上。记得郑老师对我们说：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分歧，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是分歧发展和加剧的主要原因。

郑老师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中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

郑老师说，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我们还债。运到苏联抵债的鸡蛋和苹果，苏联要用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套进去的是小的，不合格，退回不要；黄豆要一粒一粒地挑选，一公斤保证不能超过多少粒，三次数粒过秤不合格，一车皮黄豆全部退回来。听得同学们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郑老师说，南斯拉夫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已经复辟”。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经济，其国家政权已“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听的心惊肉跳。

郑老师说，美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美国工人阶级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他们债台高筑，借的外债二百年也还不清，世界上只有中国没有外债。美国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来了，劳动人民便如坠深渊。美国人民热爱毛主席，度日如年地盼望我们去解放他们。

郑老师说，美国乱的很，你在大街上多看了谁一眼？都会把你开枪打死。直到80年代初，我和当年的一个同学联系上了。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去美国？你不怕被人开枪打死？

郑老师说，中国的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广场、人民政府、人民公社、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英雄纪念碑。而美国的一切都是总统的：美国的首都就是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除此还有肯尼迪机场、华盛顿公园、杜鲁门大街、林肯中心、林肯大学、马歇尔大学、罗斯福大道；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山区十多座山峰都以美国历届总统姓氏命名。如亚当斯山、杰斐逊山、麦迪逊山等；“林肯”是美国福特公司旗下的一个豪华车品牌，创立于1917；美国海军共有15艘以总统名命名的舰艇。如“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林肯”等。

就连位于美国马里兰州Catoctin群山公园的戴维营，都是以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名字命名的。

记得那时政治课本上写着：“美国是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在密西西比平原上，由于滥伐森林和胡乱开垦草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密西西比河终年携带大量泥沙，造成河床增高，常常泛滥成灾。美国矿产、水力和森林资源比较丰富，但垄断资本集团为了追求利润，对矿产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他们只拣投资最小、利润最大的矿床开采，一旦感到利润小就将矿井废弃。美国本来有茂密的森林，但由于资本家的滥砍乱伐，森林面积减少一半。美国工业分布非常畸形，有四分之三的工业生产及十分之九的机器制造工业和钢铁工业集中在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地区。美国的钢铁工业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产量极不稳定。美国南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区，土地大多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耕作技术相当落后。仅在棉花产区建立了一点纺织工业。

“与此同时，在密西西比河畔，农场主们正把一桶桶的牛奶倒入河中、把一车车的大肥猪赶进河中。仅1933年一年，就有六百四十万头猪被活活扔到河里淹死、有五万多亩棉花被点火烧光。同样，在英国、在法国、在丹麦、在荷兰，整箱的桔子、整船的鱼、整袋的咖啡豆被倒进大海，无数的奶牛、小羊被杀死……”

“美国深受雾霾的困扰。1943年，洛杉矶当地居民曾在一场酸性雾霾爆发时，以为遭受到了日本化学武器攻击；人们的眼睛和肺干涩灼痛，道路的能见度极低。1953年纽约雾霾造成了一百七十至二百六十人死亡；1963年二百人死亡；1958年，洛杉矶雾霾让整座城市几乎要关掉高速公路。”

为了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无产阶级斗志，认清资本主义的罪恶，那时的政治课本上还有一段母子间的对话，非常形象生动：

在一个寒冷的冬季，北风呼啸着。一个穿着单衣的小女孩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问

妈妈：“天这么冷，我们为什么不烧煤取暖呢？”

妈妈回答说：“我们没有煤。”

小女孩又问：“我们为什么没有煤？”

妈妈回答说：“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钱买煤。”

小女孩又问：“爸爸为什么失业了？”

妈妈回答说：“因为煤太多了！”

那时，郑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唱《国际歌》，背诵《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经典段落，至今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由于天天受到这样的革命教育，久而久之，我便成了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杨子荣们的忠实粉丝。随之便渴望成为一位解放军的突击队长，去解放美国、解放全人类。甚至渴望能像苏联红军战士康塔里亚和叶戈罗夫把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屋顶一样，亲手将五星红旗插上白宫的屋顶……然后脱下军装参加“土改工作队”，帮助美国贫下中农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再下来便找一位美丽的美国姑娘结成革命夫妻。生一大串金发碧眼黄皮肤、象征中美人民革命友谊的崽女。来个“革命、爱情、孩子三手抓，三手硬！”

那时，“解放全人类”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天天设想：在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友们饮马顿河、驰骋欧罗巴，抽古巴的烤烟、喝非洲的清泉。最后随大部队一起登陆北美、攻克华盛顿、占领白宫。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向战友们告别：“安息吧，亲爱的朋友们，战后重建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我让姥姥最生气的一次是，我说：“我以后要当解放军，马革裹尸还。”我怕姥姥听不懂，还解释说：“就是马拖着我的尸体回来。”姥姥气得都要流眼泪了，她觉悟不高，只知道当兵打仗会死人，于是她用最难听的雁北方言，把我大骂了一顿，就差点让我跪下，拧耳朵或用荆条打手心了。

（后面的删掉了）